安德列·布勒東(André Breton)於1924年發表第一份超現實主義宣言,在據稱「作出了絕對的超現實主義行為」的19位詩人和藝術家當中,沒有一位是女性。幾年後,他發表第二份宣言,並宣稱「女性問題是世界上最奇妙、最令人不安的問題」。
他的意思是女性是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關鍵,但她們只是激發男性創意的靈感繆斯,而並非藝術家。這種啟發靈感的方式體現於許多名作之中,包括曼‧雷(Man Ray)的攝影作品《安格爾的小提琴 1924》(把情人琪琪‧德‧蒙帕納斯(Kiki de Montparnasse)的裸背想像成一把小提琴),還有漢斯·貝爾默(Hans Bellmer)讓人不安的玩偶雕塑。
在此背景下,正如藝術史學家惠特尼‧ 查德威克(Whitney Chadwick)在其開創性的著作《Women Artists and the Surrealist Movement》(1985年出版)所言,「沒有任何其他藝術運動有如此多活躍的女性參與者」,這一點的確讓人感到驚訝。
李奧諾拉·卡林頓(1917–2011),《我想成為一隻鳥》,1960年作。油彩、畫布。47¼ x 35½ 英寸(120 x 90.2 公分)。估價:900,000-1,400,000英鎊。2023年2月28日於佳士得倫敦超現實主義藝術晚間拍賣中推出
如何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原因之一純粹是時代的變遷——這個人數不多的男性藝術團體,在1930年代中已發展成為更大、更多樣化的圈子。幾位第一代女性超現實派藝術家實際上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參與運動,亦即作為男性超現實派藝術家的情人。僅是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一人,他的妻子或女伴就已經包括萊昂諾爾·菲尼(Leonor Fini)、桃樂西婭·坦寧(Dorothea Tanning)、梅雷特·奧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李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
超現實主義出現的原因,是藝術家希望大膽地探索和表達他們的潛意識,而沒有任何理論指男性的潛意識比女性更優秀。奧本海姆的《物體》(1936年作)─ 被毛皮覆蓋的茶杯、茶碟和茶匙,就被譽為最大膽的超現實主義藝術作品之一。
布勒東致力把起源於巴黎的超現實主義運動發揚光大,於是在1935至1940年間,在哥本哈根、布拉格、倫敦、紐約和墨西哥城舉行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然而隨著時間過去,特別是二戰爆發,無疑使超現實主義開始在不同地區以不同的方式蓬勃發展,而被卡林頓稱為「校長」的布勒東的影響力也開始減退。
「法國超現實派藝術家的創作法則,在墨西哥卻是日常生活的實況……是文化流的一部分,是傳說與事實、夢境與警覺、理性與幻想的自然融合。」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隨著歐洲陷入衝突,眾多藝術家前往大西洋彼岸逃難。恩斯特、伊夫·唐吉(Yves Tanguy)和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等多位藝術家定居紐約。不過,美國並沒有熱烈歡迎政治立場左傾的移民(許多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都是左派),反而墨西哥卻更歡迎他們。
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向幾乎所有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士開放邊境,卡林頓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經因為精神崩潰而被關進西班牙一家診所幾個月,剛剛才康復,並擺脫了嚴父派來監督她前往南非療養院的保姆。

凱蒂·霍爾納,《李奧諾拉·卡林頓與玩偶》,1960年攝,銀鹽相紙。藝術品:© 2005 Ana María Norah Horna y Fernández
1943年,卡林頓定居于墨西哥城的富裕社區科洛尼亞羅馬。不久,這位英國藝術家便與住在附近、同為難民的另外兩位超現實派女性藝術家成為朋友,她們是西班牙畫家雷梅迪奧斯·⽡羅(Remedios Varo)和匈牙利攝影師凱蒂·霍爾納(Kati Horna)。
三人到達墨西哥時都是二十多歲或三十出頭,她們經常見面,會為對方做飯、一起到市場購物、舉辦化裝舞會、送對方的孩子上學(霍爾納的獨生女諾拉以卡林頓的名字命名),也會和鄰居開玩笑(例如送上用墨魚汁染色的木薯粉,假裝成魚子醬),又或一起創作。
卡林頓和巴羅的繪畫方式截然不同,前者按照直覺創作,並以蛋彩作畫,以寶石般的色調和精緻的色彩而備受讚譽。巴羅卻相反,這位畢業于馬德里聖費爾南多皇家美術學院的藝術家是富有天賦的繪圖家,會仔細規劃作品的構圖。
雷梅迪奧斯·⽡羅(1908–1963),《伊格納西奧·查維茲醫生像》,1957年作。油彩、纖維板。37¼ x 24⅜ 英寸(94.6 x 61.9 公分)。估價:2,500,000-3,500,000英鎊。2023年2月28日於佳士得倫敦超現實主義藝術晚間拍賣中推出
儘管如此,她們的作品卻擁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原因之一大概是她們經常待在一起。二人也傾向描繪幻想的世界,裡面充滿各種變形和進行煉金術儀式的神話人物,而變形的往往是女性人物。
卡林頓和巴羅都喜愛閱讀,二人感興趣的題材涵蓋猶太教神秘主義卡巴拉到佛教。我們無法肯定地指出她們創作的靈感來源,但卡林頓於1970年代在墨西哥協助開創婦女解放運動,讓我們能一窺她的世界觀。她當時表示:「女性不應該需要要求權利。這些權利從一開始就存在,必須重新奪回。」明確地表達了她對性別平等的堅定信念。
凱蒂·霍爾納,《雷梅迪奧斯·⽡羅(戴著李奧諾拉·卡林頓和凱蒂·霍爾納製作的面具)》,約1957年作。銀鹽相紙。照片尺寸:8⅝ x 7¾ 英寸(22 x 19.7 公分)。2008年5月29日於佳士得紐約以15,000美元成交。藝術品:© 2005 Ana María Norah Horna y Fernández
卡林頓和巴羅的作品甚少採用充滿墨西哥特色的主題,少數的例外是一幅讓人驚歎的壁畫作品《瑪雅人的魔幻世界》(下圖),是卡林頓於1963年受墨西哥城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委託而繪製(現時仍藏於館內)。為了創作這幅壁畫,她乘坐公車和騎著騾子前往墨西哥恰帕斯地區搜集資料,當地曾經見證瑪雅文明的輝煌歲月。壁畫是一幅幻想當時社會的全景圖,分為天堂、人間和地獄三個國度,畫中一條青綠色的巨蛇飛越血紅色的天空,最引人注目。
於1930和1940年代離開歐洲前往墨西哥的其他超現實派女性藝術家包括詩人兼畫家愛麗絲·拉洪(Alice Rahon)(法國)、伊娃·蘇爾澤(Eva Sulzer)(瑞士)和布麗姬特·貝特·蒂切諾(Bridget Bate Tichenor)(英國)。拉洪最明顯受到墨西哥原住民藝術的影響,她的作品與前哥倫布時期的岩畫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

李奧諾拉·卡林頓,《瑪雅人的魔幻世界》,1963–1964年作。酪蛋白顏料、木板。213 x 457 公分。墨西哥城國立人類學博物館。藝術品:© Leonora Carrington, DACS 2023. Photo: Schalkwijk/Art Resource/Scala, Florence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也有許多與超現實主義相關的本地女藝術家,最為人熟識的名字包括瑪莉亞·伊茲奎爾多(María Izquierdo)和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事實上,她們的作品讓人明白,為何那麼多海外超現實派藝術家都認為墨西哥是進行藝術創作的好地方(不僅是對女性,還有拉洪的丈夫沃爾夫岡·帕倫(Wolfgang Paalen)和戈登·昂斯洛·福特(Gordon Onslow Ford)等男性藝術家)。
卡蘿的典型畫作由自畫像和被形容為猶如幻影的場景組成。於1938年到訪墨西哥的布勒東很欣賞卡蘿的作品,但她卻拒絕與超現實主義扯上任何關係,並堅稱:「我從來沒有畫過自己的夢境。我畫的是自己的現實世界。我從來不知道自己是超現實派藝術家,直至布勒東來到墨西哥告訴我。」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詳盡闡述卡蘿的觀點,並寫道:「法國超現實派藝術家的創作法則,在墨西哥卻是日常生活的實況……是文化流的一部分,是傳說與事實、夢境與警覺、理性與幻想的自然融合。」

在墨西哥城瓜達羅佩聖母聖殿外舉行的慶祝活動,1968年攝。在十六世紀,瓜達羅佩聖母在墨西哥特佩亞克山上顯靈,並用當地的納瓦特爾語與一名男子交談,表示自己是「天主之母」聖母瑪利亞。照片:Jesus Diaz/AP/Shutterstock
換言之,墨西哥的金字塔、山巒起伏的地貌和豐富的歷史(包含大量前西班牙時期的傳說和有關變形守護神和跳舞骷髏的異教儀式),都成為歐洲超現實派藝術家眼裡的仙境。他們不用深入探索自己的潛意識,因為靈感就在眼前。布勒東更稱墨西哥為「傑出的超現實主義國家」。
至於為何女性藝術家能在墨西哥如此成功,可能是因為她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遠離了由男性主導的歐洲藝術世界,以及奉行父權主義傳統的歐洲社會?(上述所有外國女性超現實派藝術家都在墨西哥度過餘生)
李奧諾拉·卡林頓(1917–2011),《⼤祭司(獻給多芬)》,1958年作。油彩、畫布。39½ x 19¾ 英寸(100.3 x 50.2 公分)。估價:400,000-700,000英鎊。2023年2月28日於佳士得倫敦超現實主義藝術晚間拍賣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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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正如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馬尼(Cecilia Alemani)所言,卡林頓成為威尼斯雙年展國際藝術展“The Milk of Dreams”的「守護天使」。而今年夏天,芝加哥藝術學院將會為巴羅舉辦回顧展。
年僅54歲的巴羅於1963年逝世,卡林頓(活到90多歲)對痛失摯友感到非常難過,據說她在其後的幾十年裡,經常會舉起一杯龍舌蘭酒向故友致敬。
倫敦設計博物館呈獻由凱薩琳·詹森(Kathryn Johnson)策展的“Objects of Desire: Surrealism and Design 1924-Today”展覽,展期至202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