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雅,《自畫像》(局部),1815年作。油彩 畫布。46 x 35公分。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 Bridgeman Images
法蘭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José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是一位同時擅長諷刺和優雅題材的藝術大師,也是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最舉足輕重的西班牙藝術家之一。戈雅見證了世紀交替,既被視為最後一位古典大師,也獲譽為現代藝術之父。他表示自己的主要啟發來自「大自然、委拉斯奎茲(Velázquez)和林布蘭(Rembrandt,或譯倫勃朗)」。
戈雅從14歲起開始在何塞·魯贊·伊·馬爾蒂尼斯(José Luzán y Martinez)門下學藝,其後移居馬德里,師承安東·拉斐爾·門斯(Anton Raphael Mengs)。他40歲時獲任命為西班牙皇室的宮廷畫家,隨之成為地位最崇高的肖像畫家。戈雅表示︰「我現在已經以最令人羨慕的方式奠定自己的地位。我仍然是獨立的,需要我幫忙的人得自己來找我。除了身份尊貴的人物和朋友外,我不為任何人工作。」
1793年後,戈雅的作品透現一種深沉黑暗的感覺,許多人認為是源於他患上一種幾乎令他失聰的疾病。然而,在《溺水的狗》中,反映出的悲觀沉鬱心態,亦要歸因於他親眼目睹拿破侖對西班牙發動半島戰爭,繼而引發政治和社會動盪。

法蘭西斯科·戈雅,《1808年5月3日的槍殺》,1814年作。油彩 畫布。266 x 345公分。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Bridgeman Images
事件啟發他創作《戰爭的災難》系列版畫作品,以及堪稱其代表作的《1808年5月3日的槍殺》,後者描繪一名身穿亮白襯衣的男子面向一排要射殺他的士兵,臉上流露恐懼的表情。
戈雅非常留意宗教和迷信等事宜,因此亦以這些題材創作出多幅諷刺性版畫,當中著名的《狂想曲》系列作品《理性沉睡,心魔生焉》最為人熟悉。他形容這些版畫代表「存在於任何文明社會的無數缺點和愚蠢,也來自常見的偏見和欺詐行為,令人對慣例、無知或自私習以為常。」
法蘭西斯科·戈雅(1746年生於豐德托多斯,1828年卒於波爾多),《有用的工作》。10⅜x 7⅜吋(26.3 x 18.6公分)。此作於2011年7月5日在佳士得倫敦售出,成交價2,281,250英鎊
雖然戈雅因為害怕成為宗教法庭的目標,因此很快便在市場上撤回《狂想曲》系列,但該系列卻成為他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提埃坡羅(Tiepolo)擁有一套作品,而德拉克羅瓦(Delacroix)更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公開借用這些題材。如今,這套由80幅版畫組成的全套作品拍賣價已超過100萬英鎊。
法蘭西斯科·戈雅(1746-1828),《狂想曲》(D. 38-117; H. 36-115)。S 11⅞ x 7 15/16 吋(302 x 202毫米)(整體)。此作與2014年1月28日在佳士得紐約售出,成交價1,445,000美元
戈雅的《狂想曲》標誌著版畫歷史上的轉捩點,因為他是首位以當時較為新穎的凹版腐蝕法創作的著名藝術家。這種技巧以硝酸蝕刻銅板,然後用樹脂和亮漆形成色調陰影區域,製作出類似水彩的效果。由於印板會在多次印刷後磨損,令細節和深度消失,因此早期的版本更加珍貴。
除了創作諷刺畫或肖像作品,戈雅亦會認真思考藝術的本質,並在許多書信之中闡述自己的繪畫哲學。「繪畫(像詩歌一樣)在普世事物中尋找適當的角度,將發生在不同個體上的多種特質巧妙地結合在同一想象空間中。這種巧妙的結合是賞心悅目的模仿,使得藝術家被冠以創作者之名,而並非卑屈的抄襲者。」他亦相信「藝術的世界不需要色彩,只需要光與影」。
戈雅於1819至1823年間創作的《黑色繪畫》或許最能形容他對當代社會的厭惡之情。作品以黑色、白色、赭色和灰色為主調,刻劃一系列陰森可怖的題材,系列中最著名的作品《農神》以神話中的農神(朱庇特之父)為題材,刻劃他正在吞噬其子。
這些作品原為其別墅「聾人之家」(House of the Deaf Man)的壁畫,於1874年被鑿下,其後捐贈予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在同一時期(1815至1823年),戈雅亦完成最後一個重要版畫系列︰《諺語》(又名《愚蠢》)。系列由18幅(後來又增加四幅)猶如夢境的作品組成,場景涉及政治以至西班牙狂歡節等不同題材,引來無數解讀。
馬奈(Manet)以裸體畫《奧林匹亞》(1863年作)向戈雅的《馬哈》致敬;畢加索(Picasso)亦表達對其鬥牛版畫系列的欣賞之情。戈雅對現代畫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的影響力穿越二十世紀,至今依然引起共鳴,啟發法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以戰爭的可怖為靈感創作,而英國青年藝術家積克與迪諾斯‧查普曼(Jake and Dinos Chapman)亦重新演繹戈雅的版畫作品。
雖然戈雅是成功的宮廷畫家,但隨著他的聽覺日漸衰退,加上害怕老去後變得精神失常(從其版畫中眾多瘋子和傻子人物中可見一斑),他於晚年過著隱居的生活。新王斐迪南七世(1784-1833)曾對他說︰「你理應被處死的,但你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所以我們寬恕你。」當西班牙的政治環境變得過於不穩時,他毅然背井離鄉來到波爾多,並於1828年在當地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