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1917-2019)是過去50年最備受推崇的建築師之一，當他獲邀翻新巴黎羅浮宮博物館時，斬釘截鐵地表示：「你不可以改動羅浮宮，那是一種褻瀆。」
他最後的設計方案破格又簡單——在羅浮宮前庭中央興建一座玻璃金字塔，隱藏地下入口。當時外界批評玻璃金字塔是現代主義對十六、十七世紀建築的入侵，但如今它已成為前衛高科技未來主義的象徵，彰顯貝氏擅長在建築中揉合藝術、歷史與文化的獨特風格。
貝聿銘夫婦在香港，1988年攝。照片提供：Courtesy Eileen and I.M. Pei Family Archive
貝聿銘設計的宏偉建築遍布全球，從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到卡塔爾多哈均可見其踪跡。他於1983年獲得普利茲克獎，更是首位獲得日本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的建築師。
他深信藝術和知識探求能改變個人和社區，這個信念在其塑造的無數文教建築之中亦可見一斑。
佳士得將於11月及12月在紐約、香港及巴黎呈獻貝聿銘與妻子盧淑華（愛玲）悉心蒐羅的藝術珍藏，當中包括出眾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作品，以及戰後及當代藝術大師的傑作。貝氏夫婦與多位藝術名家交好，令這批珍藏既具歷史意義，也滿載個人情感，見證藏家與藝術家均深信創意思維在現代中擔當了重要角色。
雅克．利普茲(1891-1973)，《彈結他的男人》，1925年作。© 2019 Jacques Lipchitz.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Estate of Jacques Lipchitz. 11月12日於佳士得紐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日間拍賣呈獻
藏家
貝聿銘1917年生於中國廣州，時值俄國革命。他於1930年代負笈美國修讀建築，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父親對他說：「留在美國，中國即將爆發戰爭和革命。」
貝氏最初入讀賓夕法尼亞大學，其後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在圖書館首次接觸國際風格的大膽新穎線條。國際風格是由瓦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及勒‧柯比意(Le Corbusier)等歐洲建築大師發起的建築革命，強調形態與功能的結合，徹底摒棄多餘的細節。
貝聿銘對柯比意、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及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工作室創作的直線形態深感著迷，他們均非常重視建築在社區中扮演的角色。柯比意於1935年11月到訪麻省理工學院時，貝聿銘與這位顛覆傳統的建築大師對談兩天，後來更形容這兩天「可能是我修讀建築期間最重要的時光」。
貝氏伉儷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2009至2010年攝。攝影：Frédéric REGLAIN / DIVERGENCE
貝聿銘於1940年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認識了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人生伴侶兼繆思盧淑華（愛玲）。盧氏的外祖父曾任中國駐美大使，父親則是麻省理工學院第一批華裔畢業生，她從衛斯理學院畢業後便與貝聿銘結婚。
盧氏說服貝聿銘與她一起到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進修，貝氏在那裡認識了流亡美國的格羅佩斯及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1902-1981)。年輕的貝聿銘從包浩斯始創人格羅佩斯身上學會紀律，布勞耶則教會他何謂人性（貝氏其後解釋：「他將人和生命放在任何創作過程的首位。」）
貝聿銘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翼，1978年攝。攝影：© Marc Riboud / Magnum Photos
貝聿銘的第一位顧客是傳奇地產大亨威廉‧澤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1905-1976)，他後來憑科羅拉多州創新的粉紅色建築國家大氣研究中心揚名立萬，但於1950及1960年代依然繼續為澤肯多夫工作。
作為中國著名銀行家之子，貝聿銘面對積琪蓮·甘迺迪(Jackie Kennedy Onassis，1929-1994)及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等身份顯赫的客戶時也不卑不亢，面對大型建築項目時冷靜自持，並致力令設計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李可染(1907-1989)為貝聿銘62歲壽辰創作的《不老松》，日期：1979年。11月26日於佳士得香港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呈獻
貝聿銘明白建築講究平衡，他很喜歡年幼時跟隨母親遊覽的寧靜中式庭園及深山寺廟，他簡潔的幾何設計亦體現儒家人倫及社會和諧的思想，為現代人提供歇息的空間。
1960年代時，貝氏夫婦已與多位歐美現代藝術大師成為好友，並開始收集藝術品以點綴位於曼哈頓及凱托納的宅邸。他們也鼎力支持趙無極及許士騏等中國藝術家。
趙無極(1920-2013)，《27.3.70》，1970年作。11月23日於佳士得香港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呈獻。© 2019 Zao Wou-Ki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ProLitteris, Zurich; 野口勇(1904-1988)，《地上框架》，1962年構思，1974年鑄造。11月14日於佳士得紐約戰後及當代藝術日間拍賣呈獻。© 2019 Estate of Isamu Noguchi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貝氏夫婦育有三子一女，分別是貝定中、貝建中、貝禮中及貝蓮，在強調創意思維及個人探索的教育氛圍下，旅行、藝術及與藝術家交流成為貝家生活的重要一環。
藝術融入生活
貝家在曼哈頓的宅邸及凱托納的鄉村別墅中，放滿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及亨利‧摩爾(Henry Moore)的作品。盧淑華（愛玲）更憑著過人的慧眼，將二人帶入杜布菲及利普茲等人的工作室，並直接買下多幅作品。
他們的女兒貝蓮記得貝家與紐曼夫婦特別熟稔，並表示：「安娜麗(Annalee)就像我的祖母，她住在對面街，在她離世前，我每天都會為她做飯。巴內特離世後，她將他的搖搖樂和蝴蝶領結送給我留念。」
貝家也經常拜訪定居巴黎的杜布菲，貝蓮指：「他寫給我的信都畫了不同的動物。」
貝氏夫婦與藝術及學術界的聯繫從不局限於歐美創意運動，他們亦與中國的作家、建築師、藝術家及學者關係密切，從其珍藏的大批書畫作品及書信中便可見一斑。
威廉‧德‧庫寧(1904-1997)，《棕與白》，約1947年作。11月13日於佳士得紐約戰後及當代藝術晚間拍賣呈獻。. © 2019 The Willem de Kooning Foundati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弗里茨·沃特鲁巴(1907-1975)，《小型坐像》，1952至1953年作。11月12日於佳士得紐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日間拍賣呈獻
趙無極亦是貝聿銘的老朋友，貝蓮表示：「他像是我的叔叔一樣，我很榮幸能在2016年紐約亞洲協會趙無極作品展開幕時分享我與他過去的點滴。他是正直的君子。」
移居紐約後，貝氏夫婦很快便成為美籍華裔社區的核心人物，不但備受尊重，也極具影響力。他們經常與張大千交流，三人同樣熱愛藝術和美食。
俞平伯及許士騏（其妻為貝聿銘堂姊貝聿玿）等中國藝術大師，也與貝氏夫婦志同道合。許氏不但把作品贈予貝聿銘，更與他合作設計園林項目。
無論與藝術家還是家中子女對話時，貝氏夫婦都將藝術視為生活的一部分，要透過每個感官欣賞，而家族的每一代人都應該參與其中，因此他們會親手觸摸、處理及討論家中珍藏的雕塑、模型和其他藝術品。對他們來說，與人共賞才是藝術的真諦。
貝氏夫婦深信藝術必須融入生活，在社區(無論是一個小家庭或整座城市)內蓬勃發展。他們的珍藏注重與藝術家的關係，而非純粹累積作品。就像貝聿銘小時候遊覽的古代中式庭園一樣，藝術是讓人沉思的通道，而非最終的目的地。
貝聿銘年輕時曾造訪藝術大師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的家，並到訪亨利‧摩爾位於英國的工作室，親自委託對方為達拉斯市政廳創作巨型雕塑。後來，在貝氏夫婦舉行的熱鬧派對及晚宴上，藝術家和建築師都能與其他文化先鋒聚首一堂，互相交流。
貝蓮形容父母收藏藝術品的方式「十分自然而低調」，並強調她從不知道「牆上的畫原來出自名家之手。」
她說：「爸媽並不在意藝術品的價值，也不會感到特別興奮，從不會以擁有者的身份討論收藏的藝術，只是收藏能引起共鳴的作品。」
貝氏夫婦強調藝術家與觀賞者之間的關係，而他們的子女無論身處本國還是海外都堅守這一信念，並成為期從事藝術、建築、教育及慈善工作時的宗旨。
貝聿銘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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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舉世聞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視野大膽創新，70年來創作無數稜角分明的建築鉅作，包括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現代主義建築，以至巴黎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這些幾何形建築可謂當時的開創先河之作。
以下將會介紹貝聿銘設計的部分創新建築，先有科羅拉多州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然後有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翼和達拉斯市政廳，當然還有巴黎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
貝聿銘於晚年時談及建築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時，強調「建築必須是演變、而非改革過程的一部分」。
科羅拉多州國家大氣研究中心，1967年。攝影：© Ezra Stoller / Esto
1960年代
1960年，高瞻遠矚的天文學家沃爾特‧羅伯茲(Walter Roberts，1915-1990)邀請貝聿銘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海拔6,000呎的洛磯山脈上興建一座研究中心，年輕的貝氏被壯麗的景觀及羅伯茲的「低效益建築」設計概念所震撼，毅然接受這個考驗。
他從大自然中尋找靈感，利用當地獨有的物料興建研究中心，為現代主義寫下「一套全新的法則」，與恩師格羅佩斯推崇的流暢功能性設計背道而馳。
Kips Bay Plaza Apartments，從第一大道東側紐約大學醫療中心向西望的兩座大樓鳥瞰景觀，攝於1964年1月。紐約市博物館。攝影：Wurts Bros.／紐約市博物館。X2010.7.1.10301
在貝聿銘的設計生涯中，他一直得到紐約地產大亨澤肯多夫全力支持，他更委託貝氏設計曼哈頓市中心的公寓大樓。
貝氏憶述：「我們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他是一位與別不同的地產發展商，不太在意金錢，反而對令人激動的事物更感興趣，以滿足自我。」
他們最成功的合作項目之一當數Brutalist Kips Bay Towers (上圖)，兩座蜂巢式長方形建築物設有落地玻璃窗，與附近的十九世紀聯排別墅及低矮住宅意外地毫無違和感。
1970年代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翼的設計在理論上並不可行，這座鋪滿大理石、滿是幾何棱角的建築位於美國國會大廈跟前，四周被古典建築包圍。
達拉斯市政廳，1978年。攝影：巴薩札爾‧克萊柏(Balthazar Korab)，由國會圖書館提供
然而，圍繞三角形庭園的堅硬田納西大理石，在華盛頓散射的光線下變成柔和的粉紅色，散發出冰冷現代主義結構欠缺的暖意。直覺敏銳的貝聿銘知道如何讓美國最重要的抽象表達主義藝術家大放異彩，並成功塑造光線充沛的空間。
東翼於1978年開幕時，貝蓮還在唸高中，她說：「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天，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父親原來是如此有名的建築師。然後我走進美術館時，發現不少藝術家也是父母收藏的對象，令我十分興奮。」
1980年代
貝氏的作品以縝密、邏輯和選材上乘見稱，並以人性化的手法演繹現代主義，但他最關心的始終是使用空間的人，他重建巴黎羅浮宮的項目最能印證這一點。
羅浮宮每年接待1,000萬名訪客，貝聿銘要想辦法配合這個需要，於是在博物館前庭興建了一座玻璃金字塔，隱藏地底的入口。
羅浮宮博物館金字塔，1989年。攝影：©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Grand Palais / Olivier Ouadah
建築師大衛．齊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曾指：「金字塔是非常匠心獨運的設計，令注意力集中在結構上，讓貝聿銘能自由處理背後的複雜後勤問題。」
最終的金字塔比例悅目，功能實用，貝氏亦善用被人忽視的空間——羅浮宮所在的偌大空置庭園其實是城市中的沙漠。貝氏表示：「巴黎是一座金字塔之城，由拿破崙沿著尼羅河進軍開始，他便對埃及建築深感著迷。」
他將歷史活現於人前，而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與艾菲爾鐵塔如今已成為巴黎最廣為人知的地標建築。
二十一世紀
貝聿銘曾設計香港中銀大樓等項目，作為建築師，貝聿銘與中國的聯繫於二十一世紀初更為緊密，他其後再獲邀設計蘇州博物館，亦即他在中國的第三個建築項目。興建蘇州博物館類似一個家族項目，讓貝聿銘有機會與兒子建中和禮中創立的建築事務所，以及負責蘇州城市規劃的定中（已故）合作。
中國蘇州博物館。攝影：Michael Freeman / Alamy Stock Photo
蘇州博物館鄰近歷史悠久的拙政園，貝聿銘得以在極為現代的世界觀中，探索庭園和水景等中國傳統建築元素(上圖)。
建築評論家魏瑟曼(Carter Wiseman)指出，蘇州博物館以含蓄的灰色及白色為主，結合貝聿銘兒時遊覽的各種庭園，代表「他從藝術、文化及個人角度，以優雅的方式向人生旅程的起點和日後經常踏足的地方致敬。」
貝聿銘最後一個大型項目是位於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這個項目展現卡塔爾執政阿勒薩尼家族的雄心，他們希望打造一座綜合伊斯蘭藝術及文化展覽和研究中心。對貝氏而言，這座博物館讓他有機會增進文化及藝術知識，並再次將其現代主義知識融入古代歷史之中。
卡塔爾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攝影：Look / Alamy Stock Photo
貝氏最初為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進行資料搜集時，花了半年時間遊覽中東各地，探索突尼斯、西班牙、敘利亞及埃及等國家的清真寺及古蹟，他對開羅伊本‧圖倫清真寺簡而不凡的建築印象尤其深刻。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位於多哈海港的一個人工島上，是貝聿銘最簡潔的建築之一，旨在「配合沙漠的光線」。博物館裝潢雅緻，彰顯貝氏的建築幾何美學，也向伊斯蘭最神聖的場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