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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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

三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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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
三駿圖
設色紙本　立軸　一九四一年作
104.8 x 100.8 cm. (41 1⁄4 x 39 5⁄8 in.)
題識：前日狂奔八百里，艱危相倚主人知。沙場報國他年志，筋血此番苦預支。悲鴻舊作，辛巳（1941年）。
鈐印：東海王孫、小心奕奕、自彊不息

陳劍敦先生，1917年生，少年時即南渡新加坡。經過一番打拼，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商業版圖，在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經營地產實業、船務和混凝土生產。陳氏樂善好施，1950年代事業成功後，頻頻撥款捐助到中國內地，支持家鄉公益事業。
陳氏在事業之餘，亦是攝影愛好者，在藝文圈內結識精通中西不同畫法的新加坡畫家，從此開闊眼界，與中國書畫結下不解之緣。他多方瑰集，上下求索，建立起自己的中國水墨藝術收藏。同其他東南亞華人藏家一樣，他尤其對徐悲鴻的藝術情有獨鍾，收藏其作品既豐且精。1970年代，陳氏於歷次中國大陸訪問中結識黃胄、李苦禪、王雪濤及黃永玉等北京畫家，並獲贈多幅精彩作品，其中大多具陳氏上款，皆屬佳作。本收藏另有7件作品將於5月16至30日的“丹青薈萃：中國書畫網上拍賣”呈現。
“古法吉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人者融之。”
—徐悲鴻
若綜合畫家之個人藝術與社會承擔，徐悲鴻乃二十世紀中國兩者結合做得最傑出之藝術家。於形式上，他選擇中體西用，以中國畫為主要創作媒介，引入西方的寫實來改良中國畫形式語言，革新造型方式。傳統繪畫中最重要的“筆墨”不再獨立於作品其它因素，不再被強調其自身的趣味性，無論是西方的素描油彩，還是中國的線條筆墨，對他而言，都是可用的表現方式，不拘一格，而作品呈現的風格，與表達傳遞的精神，才是藝術追求的終極目標。
相較於人物畫與山水畫，徐悲鴻的動物畫數量最多，深諳其藝途的學生張安治認為徐氏的動物畫最突出地表現他繼承傳統和吸收外來因素，而又有“新的發揮”。他在動物畫中找到符合自己改良目的的藝術語言；又運用中國傳統文學“比興”的修辭方式，將人文氣質帶入其中，令人耳目一新。他筆下涉獵動物種類甚多，而“馬”無疑是最有代表性、標誌性的題材。
本場呈現劍敦先生所藏悲鴻作品六幀，五幅以馬為題材，創作於約 1938至1941年間的南京、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等地，正是徐悲鴻中國畫個人風格成熟、創作力最旺盛時期作品。《長河飲馬》畫贈“坤儀女士”，或為徐悲鴻畫馬最早知音高奇峰之愛徒張坤儀。《三駿圖》寫三馬聚首而立，各有動姿，或輕扣前蹄，或低首撕摩，正面對觀者一匹卻觀向畫外，最顯沉著，徐悲鴻有數本《三馬圖》，皆出於同稿，當是畫家鍾愛的構圖之一。另三幅《草枯馬蹄輕》、《冬風迎春陽》、《春風得意馬蹄輕》皆為奔馬題材，不同朝向與角度，將畫家畫馬之功展現得淋漓盡致。
徐悲鴻自學藝之始，即愛畫馬。他最初臨摹卷煙盒上的動物畫，1916年時他畫的馬已得到高奇峰兄弟極力誇讚：“雖古之韓幹，無已過也”。徐氏早年畫馬風格結合西方水彩與郎世寧的獨特畫風，造型則已做到準確，然仍是用他人之法，尚無自己的繪畫思想與風格，如 1919年所作《三馬圖》（附圖一）。1919年，徐悲鴻開始在歐洲留學、遊歷，直到1927年回國。這期間，他苦學西方寫實技法，勤練寫生：“旋旅歐洲，凡明都之動物園，靡不涉足流連”，對動物動態熟悉掌握，表現駕輕就熟；也從西方藝術中對馬的表現獲得嶄新的印象與靈感，他的業師Francois Flameng, Fernand Cormon筆下的馬（附圖二），雖然沒有被他直接師法，但作品中的奔騰威武應該對他日後作品產生影響。回到中國後，徐悲鴻的藝術逐漸回歸傳統，中國畫成為主要創作形式，早期水彩畫風不再出現，他的個人風格開始變得清晰成熟，大約在1930年代初期，他筆下的馬已經逐漸成熟，找到自己的風格：線條變化多樣，用雄渾粗壯者表現馬的整體輪廓；用飛揚者表現馬鬃馬尾；用精準鉤勒者表現嘴鼻、馬膝等關鍵部位。全畫少用渴筆，大筆蘸滿水分潑寫，酣暢淋漓。背景多空無，或疏疏寥寥交代，令作畫之精力、觀畫之精神，全集中於畫中的馬上。若說徐悲鴻筆下的獅威嚴魁偉，是國家民族的象徵；那他筆下的馬則更似乎是個體的擬人，承載更豐富的涵義與情感：激昂驍勇的、緊張急迫的、沉著堅韌的、迷茫憂憤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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