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1917-2019)是过去50年最备受推崇的建筑师之一，当他获邀翻新巴黎罗浮宫博物馆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你不可以改动罗浮宫，那是一种亵渎。”
他最后的设计方案破格又简单——在罗浮宫前庭中央兴建一座玻璃金字塔，隐藏地下入口。当时外界批评玻璃金字塔是现代主义对十六、十七世纪建筑的入侵，但如今它已成为前卫高科技未来主义的象征，彰显贝氏擅长在建筑中揉合艺术、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风格。
贝聿铭夫妇在香港，1988年摄。照片提供：Courtesy Eileen and I.M. Pei Family Archive
贝聿铭设计的宏伟建筑遍布全球，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到卡塔尔多哈均可见其踪迹。他于1983年获得普利兹克奖，更是首位获得日本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的建筑师。
他深信艺术和知识探求能改变个人和社区，这个信念在其塑造的无数文教建筑之中亦可见一斑。
佳士得将于11月及12月在纽约、香港及巴黎呈献贝聿铭与妻子卢淑华（爱玲）悉心搜罗的艺术珍藏，当中包括出众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作品，以及战后及当代艺术大师的杰作。贝氏夫妇与多位艺术名家交好，令这批珍藏既具历史意义，也满载个人情感，见证藏家与艺术家均深信创意思维在现代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雅克．利普兹(1891-1973)，《弹结他的男人》，1925年作。© 2019 Jacques Lipchitz. All Rights Reserved – The Estate of Jacques Lipchitz. 11月12日于佳士得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日间拍卖呈献
藏家
贝聿铭1917年生于中国广州，时值俄国革命。他于1930年代负笈美国修读建筑，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父亲对他说：“留在美国，中国即将爆发战争和革命。”
贝氏最初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其后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在图书馆首次接触国际风格的大胆新颖线条。国际风格是由瓦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及勒‧柯比意(Le Corbusier)等欧洲建筑大师发起的建筑革命，强调形态与功能的结合，彻底摒弃多余的细节。
贝聿铭对柯比意、法兰克‧洛伊‧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及菲力普‧琼森(Philip Johnson)工作室创作的直线形态深感着迷，他们均非常重视建筑在小区中扮演的角色。柯比意于1935年11月到访麻省理工学院时，贝聿铭与这位颠覆传统的建筑大师对谈两天，后来更形容这两天“可能是我修读建筑期间最重要的时光”。
贝氏伉俪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2009至2010年摄。摄影：Frédéric REGLAIN / DIVERGENCE
贝聿铭于1940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认识了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人生伴侣兼缪思卢淑华（爱玲）。卢氏的外祖父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父亲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批华裔毕业生，她从韦斯利学院毕业后便与贝聿铭结婚。
卢氏说服贝聿铭与她一起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进修，贝氏在那里认识了流亡美国的格罗佩斯及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1902-1981)。年轻的贝聿铭从包浩斯始创人格罗佩斯身上学会纪律，布劳耶则教会他何谓人性（贝氏其后解释：“他将人和生命放在任何创作过程的首位。”）
贝聿铭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翼，1978年摄。摄影：© Marc Riboud / Magnum Photos
贝聿铭的第一位顾客是传奇地产大亨威廉‧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1905-1976)，他后来凭科罗拉多州创新的粉红色建筑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扬名立万，但于1950及1960年代依然继续为泽肯多夫工作。
作为中国著名银行家之子，贝聿铭面对积琪莲·肯尼迪(Jackie Kennedy Onassis，1929-1994)及法兰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等身份显赫的客户时也不卑不亢，面对大型建筑项目时冷静自持，并致力令设计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李可染(1907-1989)为贝聿铭62岁寿辰创作的《不老松》，日期：1979年。11月26日于佳士得香港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呈献
贝聿铭明白建筑讲究平衡，他很喜欢年幼时跟随母亲游览的宁静中式庭园及深山寺庙，他简洁的几何设计亦体现儒家人伦及社会和谐的思想，为现代人提供歇息的空间。
1960年代时，贝氏夫妇已与多位欧美现代艺术大师成为好友，并开始收集艺术品以点缀位于曼哈顿及凯托纳的宅邸。他们也鼎力支持赵无极及许士骐等中国艺术家。
赵无极(1920-2013)，《27.3.70》，1970年作。11月23日于佳士得香港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呈献。© 2019 Zao Wou-Ki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ProLitteris, Zurich; 野口勇(1904-1988)，《地上框架》，1962年构思，1974年铸造。11月14日于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日间拍卖呈献。© 2019 Estate of Isamu Noguchi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贝氏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及贝莲，在强调创意思维及个人探索的教育氛围下，旅行、艺术及与艺术家交流成为贝家生活的重要一环。
艺术融入生活
贝家在曼哈顿的宅邸及凯托纳的乡村别墅中，放满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及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作品。卢淑华（爱玲）更凭着过人的慧眼，将二人带入杜布菲及利普兹等人的工作室，并直接买下多幅作品。
他们的女儿贝莲记得贝家与纽曼夫妇特别熟稔，并表示：“安娜丽(Annalee)就像我的祖母，她住在对面街，在她离世前，我每天都会为她做饭。巴内特离世后，她将他的摇摇乐和蝴蝶领结送给我留念。”
贝家也经常拜访定居巴黎的杜布菲，贝莲指：“他写给我的信都画了不同的动物。”
贝氏夫妇与艺术及学术界的联系从不局限于欧美创意运动，他们亦与中国的作家、建筑师、艺术家及学者关系密切，从其珍藏的大批书画作品及书信中便可见一斑。
威廉‧德‧库宁(1904-1997)，《棕与白》，约1947年作。11月13日于佳士得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呈献。. © 2019 The Willem de Kooning Foundati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弗里茨·沃特鲁巴(1907-1975)，《小型坐像》，1952至1953年作。11月12日于佳士得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日间拍卖呈献
赵无极亦是贝聿铭的老朋友，贝莲表示：“他像是我的叔叔一样，我很荣幸能在2016年纽约亚洲协会赵无极作品展开幕时分享我与他过去的点滴。他是正直的君子。”
移居纽约后，贝氏夫妇很快便成为美籍华裔小区的核心人物，不但备受尊重，也极具影响力。他们经常与张大千交流，三人同样热爱艺术和美食。
俞平伯及许士骐（其妻为贝聿铭堂姊贝聿玿）等中国艺术大师，也与贝氏夫妇志同道合。许氏不但把作品赠予贝聿铭，更与他合作设计园林项目。
无论与艺术家还是家中子女对话时，贝氏夫妇都将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要透过每个感官欣赏，而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应该参与其中，因此他们会亲手触摸、处理及讨论家中珍藏的雕塑、模型和其他艺术品。对他们来说，与人共赏才是艺术的真谛。
贝氏夫妇深信艺术必须融入生活，在社区(无论是一个小家庭或整座城市)内蓬勃发展。他们的珍藏注重与艺术家的关系，而非纯粹累积作品。就像贝聿铭小时候游览的古代中式庭园一样，艺术是让人沉思的通道，而非最终的目的地。
贝聿铭年轻时曾造访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家，并到访亨利‧摩尔位于英国的工作室，亲自委托对方为达拉斯市政厅创作巨型雕塑。后来，在贝氏夫妇举行的热闹派对及晚宴上，艺术家和建筑师都能与其他文化先锋聚首一堂，互相交流。
贝莲形容父母收藏艺术品的方式“十分自然而低调”，并强调她从不知道“墙上的画原来出自名家之手。”
她说：“爸妈并不在意艺术品的价值，也不会感到特别兴奋，从不会以拥有者的身份讨论收藏的艺术，只是收藏能引起共鸣的作品。”
贝氏夫妇强调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而他们的子女无论身处本国还是海外都坚守这一信念，并成为期从事艺术、建筑、教育及慈善工作时的宗旨。
贝聿铭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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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会介绍贝聿铭设计的部分创新建筑，先有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然后有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翼和达拉斯市政厅，当然还有巴黎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贝聿铭于晚年时谈及建筑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时，强调“建筑必须是演变、而非改革过程的一部分”。
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1967年。摄影：© Ezra Stoller / Esto
1960年代
1960年，高瞻远瞩的天文学家沃尔特‧罗伯兹(Walter Roberts，1915-1990)邀请贝聿铭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海拔6,000呎的落基山脉上兴建一座研究中心，年轻的贝氏被壮丽的景观及罗伯兹的“低效益建筑”设计概念所震撼，毅然接受这个考验。
他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利用当地独有的物料兴建研究中心，为现代主义写下“一套全新的法则”，与恩师格罗佩斯推崇的流畅功能性设计背道而驰。
Kips Bay Plaza Apartments，从第一大道东侧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向西望的两座大楼鸟瞰景观，摄于1964年1月。纽约市博物馆。摄影：Wurts Bros.／纽约市博物馆。X2010.7.1.10301
在贝聿铭的设计生涯中，他一直得到纽约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全力支持，他更委托贝氏设计曼哈顿市中心的公寓大楼。
贝氏忆述：“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他是一位与别不同的地产发展商，不太在意金钱，反而对令人激动的事物更感兴趣，以满足自我。”
他们最成功的合作项目之一当数Brutalist Kips Bay Towers (上图)，两座蜂巢式长方形建筑物设有落地玻璃窗，与附近的十九世纪联排别墅及低矮住宅意外地毫无违和感。
1970年代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翼的设计在理论上并不可行，这座铺满大理石、满是几何棱角的建筑位于美国国会大厦跟前，四周被古典建筑包围。
达拉斯市政厅，1978年。摄影：巴萨札尔‧克莱柏(Balthazar Korab)，由国会图书馆提供
然而，围绕三角形庭园的坚硬田纳西大理石，在华盛顿散射的光线下变成柔和的粉红色，散发出冰冷现代主义结构欠缺的暖意。直觉敏锐的贝聿铭知道如何让美国最重要的抽象表达主义艺术家大放异彩，并成功塑造光线充沛的空间。
东翼于1978年开幕时，贝莲还在念高中，她说：“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天，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原来是如此有名的建筑师。然后我走进美术馆时，发现不少艺术家也是父母收藏的对象，令我十分兴奋。”
1980年代
贝氏的作品以缜密、逻辑和选材上乘见称，并以人性化的手法演绎现代主义，但他最关心的始终是使用空间的人，他重建巴黎罗浮宫的项目最能印证这一点。
罗浮宫每年接待1,000万名访客，贝聿铭要想办法配合这个需要，于是在博物馆前庭兴建了一座玻璃金字塔，隐藏地底的入口。
罗浮宫博物馆金字塔，1989年。摄影：©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Grand Palais / Olivier Ouadah
建筑师戴维．齐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曾指：“金字塔是非常匠心独运的设计，令注意力集中在结构上，让贝聿铭能自由处理背后的复杂后勤问题。”
最终的金字塔比例悦目，功能实用，贝氏亦善用被人忽视的空间——罗浮宫所在的偌大空置庭园其实是城市中的沙漠。贝氏表示：“巴黎是一座金字塔之城，由拿破仑沿着尼罗河进军开始，他便对埃及建筑深感着迷。”
他将历史活现于人前，而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与艾菲尔铁塔如今已成为巴黎最广为人知的地标建筑。
二十一世纪
贝聿铭曾设计香港中银大楼等项目，作为建筑师，贝聿铭与中国的联系于二十一世纪初更为紧密，他其后再获邀设计苏州博物馆，亦即他在中国的第三个建筑项目。兴建苏州博物馆类似一个家族项目，让贝聿铭有机会与儿子建中和礼中创立的建筑事务所，以及负责苏州城市规划的定中（已故）合作。
中国苏州博物馆。摄影：Michael Freeman / Alamy Stock Photo
苏州博物馆邻近历史悠久的拙政园，贝聿铭得以在极为现代的世界观中，探索庭园和水景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上图)。
建筑评论家魏瑟曼(Carter Wiseman)指出，苏州博物馆以含蓄的灰色及白色为主，结合贝聿铭儿时游览的各种庭园，代表“他从艺术、文化及个人角度，以优雅的方式向人生旅程的起点和日后经常踏足的地方致敬。”
贝聿铭最后一个大型项目是位于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这个项目展现卡塔尔执政阿勒萨尼家族的雄心，他们希望打造一座综合伊斯兰艺术及文化展览和研究中心。对贝氏而言，这座博物馆让他有机会增进文化及艺术知识，并再次将其现代主义知识融入古代历史之中。
卡塔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摄影：Look / Alamy Stock Photo
贝氏最初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进行数据搜集时，花了半年时间游览中东各地，探索突尼斯、西班牙、叙利亚及埃及等国家的清真寺及古迹，他对开罗伊本‧图伦清真寺简而不凡的建筑印象尤其深刻。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位于多哈海港的一个人工岛上，是贝聿铭最简洁的建筑之一，旨在“配合沙漠的光线”。博物馆装潢雅致，彰显贝氏的建筑几何美学，也向伊斯兰最神圣的场所致敬。